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

  •  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(咱们手笔)

     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,史论结合就是其中之一。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,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,《资治通鉴》的“臣光曰”等,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。一起,在史书注释、书目概要中也都包括丰厚的谈论。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堆集,需求下功夫深化开掘和总结。

      关于《史记》中的史论,咱们比较熟知的是“太史公曰”。但凡研讨过司马迁史学思维的人都知道,其史论触及的内容十分广泛。比方,他对其时国家经济开展状况就十分关心。在《平准书》和《货殖列传》里,司马迁企图从经济开展中探寻社会开展的原因。在《货殖列传》中,他在剖析人类社会物质出产状况时说:“故待农而食之,虞而出之,工而成之,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?人各任其能,竭其力,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,贵之征贱,各劝其业,乐其事,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,不召而自来,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,而天然之验邪?”这段论说一方面阐明物质出产的前史有其本身规则,是不以人的毅力为搬运的;另一方面阐明社会分工是由出产和交流的需求决议的,而社会出产的开展又是因为人们为满意物质需求而从事作业的成果。这些观念标明司马迁现已认识到物质出产对社会开展的重要效果,并且力求以此为切入点探究社会开展的原因。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。

      再看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所宣布的史论,利来国际娱乐平台官方网站,一般都认为有两种方式:一是“臣光曰”,二是引前人的史论。其实除了这两种方式,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前史人物之口来宣布议论、表达自己的观念,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厚并且十分深入。以“臣光曰”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。司马光提出“为治之要,莫先于用人”,认为一个国家能否管理得好,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,所以他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十分留意并杰出叙说了举贤用能的史实。在用人问题上,他建议用人唯贤,对立用人唯亲。他说:“臣闻用人者,无亲疏、新故之殊,惟贤、不肖之为察。”怎样才算是“贤”呢?司马光认为有必要以德为本、德才兼备: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派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,德者,才之帅也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许多,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乏其人。

      关于史书注释,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,没有什么理论含量。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。比方,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《资治通鉴》在文字方面作了具体注释,剖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谬和前人注释的过错,并且对曾经的前史学家、前史事件、前史人物有许多谈论,这些谈论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。比方,《资治通鉴》记梁武帝称:“我自非公宴,不食国家之食,多历年所;甚至宫人,亦不食国家之食。”这天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话。对此,胡三省在注释中加以无情戳穿:“帝奄有东南,凡其所食,自其身以及六宫,不由佛营,不由神造,又不由西天竺国来,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?”这就以人所共知的现实戳穿了梁武帝的哄人鬼话。特别可贵的是,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,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,无不出于“民力”。他在《资治通鉴注》中还特别强调前史的善恶惩劝效果,认为《资治通鉴》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,所以他在注释中诲人不倦地指出:“《通鉴》书之认为后世戒。”“后之守国者,尚鉴兹哉!”

     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,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用的重要根底。关于这一优良传统,咱们应仔细加以研讨和总结,使我国史学开展在面向未来的一起不忘正本,为构建中国特色前史学学科系统、学术系统、言语系统供给足够养料。

      (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)

    仓修良

    仓修良